光绪丁酉年是公元哪一年，光绪丁酉年是公元多少年

刘备墓所在，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主要为四川“成都说”与今重庆“奉节说”。奉节一说，从宋元开始即有记载，至上世纪80年代，以陈剑、袁仁林等学者主张奉节说以来，四川学者多持质疑态度，致这一争议成了热门话题。

重庆直辖后，川渝分家，此争议逐步白热化。

此后，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成立，在学会成立和首届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有针对刘备墓“奉节说”展开辩论的环节。然而，由于行政级别悬殊，及来宾行政等级差别过大原因，会议的主持权被“谦让”给成都的谭良啸先生，在谭良啸等主张刘备墓“成都说”的学者发言完毕后，轮到主张刘备墓“奉节说”的陈剑发言时，被强制性打断发言，好好的辩论会，以为的百家争鸣，成了“成都说”的一言堂，委实惋惜。

时光荏苒，事情已过去有二十来年，成都与奉节均未出土刘备墓文物，刘备墓的争议，依然未有定论。倒是因四川强大的宣传能力，致使刘备墓“奉节说”越来越微弱，连许多重庆人，都未听过此种说法，着实遗憾。

但他们，依然没有忘记，陈剑等学者依然在为此积极呼吁。

本文《刘备墓真假问题再讨论》，系陈剑老师在当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行文流畅，思路清晰，有理有据，足以作为刘备墓“奉节说”的经典著作，值得拜读。

谨以此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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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剑

在《四川日报》1994年12月17日副刊上，所载伍松乔、徐骥先生《刘备之墓从头说》一文综述介绍，拙文《刘备葬在哪里？》1985年在《天府新论》发表，并经《人民日报（海外版）》、《四川日报》等摘要转载和中新社专讯之后，学术界反响强烈。成都学人谭良啸等先生，以成都武侯祠刘氏墓守墓人的身份，说世人“只能信从刘备墓在成都，在武侯祠内”，不允许“怀疑”和“待考”。纵观谭先生等的理由，却又不能让笔者诚服和让世人信从。故提出再讨论，期得学人指教。

一、 刘备葬奉节县城内的凭证

谭良啸先生批评刘备葬奉节说唐突的一大理由，就是刘备葬成都“惠陵”，早已有《三国志》等历史记录。笔者之前，无人二说。刘备葬奉节县城，却“没有找到任何史料和实物证据”，认为这“可能是刘备墓并正式在公众中传扬，是极不严肃的。凭推测便得出结论，进而推翻史书记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引文见《刘备之墓从头说》）

惠陵

凡治史者都十分清楚，史学著作都是人的观念性作品。所记，受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绝非完全准确可信。前人留下的诸多史难问题，总是要靠后人去考察研究、追寻、求证和索解的。否则，历史研究和考证也就成了多余的事了。因此，对学史治史者来说，前人史书所说虽多可信而又不能全信。前人未曾怀疑并提出研究考察过的问题，后人只要有一定的凭证和理由，完全可以提出怀疑、研究和讨论。说刘备葬奉节没有史料和实物证据，这并非事实。地方志相关记录，民间口碑传说等，笔者已在《刘备葬在哪里？》一文中，多有引述和介绍，拟不再赘。在此，还是让多部刘氏宗谱记录的自说和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所组织的初步探测结果说话吧。

江津县（今江津区）刘自君先生提供的《刘氏总大族谱》（下称《总谱》）记：“此祖（指刘备—引者）……讳玄德，于四川省而终于白帝城。于夔府地城内府官衙内，葬在花园，墓志为记。”（转引自《刘备家谱发现记》。载《万县日报》1987年8月15日第4版）

《总谱》所说白帝城和夔府，均指今重庆市奉节县。早名鱼复，蜀汉时更名永安，晋初复名。梁置信州，唐改夔州。宋元置路，明改夔府。须得说明的是，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前，夔州府署是在瞿塘峡西口北岸马岭山上，后迁今城。若《总谱》所说“花园”为旧府署，则刘备所葬当在马岭山。若所说为公元1284年后之府官衙“花园”，可以肯定地说刘备葬处，就在三峡成库后被淹没了的奉节县人民政府大院地下无疑。

自贡市某建筑公司刘宗文先生拥有的《刘氏考订族谱》（下称《考订谱》）记：“世祖公刘备，字玄德，系中山靖王（刘胜——引者）十五世孙。谥昭烈，称帝成都，遗址尚存。公终于白帝城，葬于夔府城内府衙门后花园内，生铁封其墓。有花亭为记。”（转引自《刘备家谱发现记》）

刘文杰、徐学初先生，曾对《考订谱》作过研究，撰文刊登在《四川文物》1990年第二期上。文中说：《考订谱》“虽成书于清末，可是记载了刘氏家族的数千年历史。仅凭传说，恐怕难以写成。”文中又说：“刘永光撰谱之前，似应有所本。……该谱记载的先秦、秦汉间事迹简略，大多抄自正史，但诸杂说芜存其中。有的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葬处、葬式等，难以冒撰，并非均为虚妄之说。”刘徐两先生这一结论性主张，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深入考察和认真思索后才得出的。“葬处、葬式等，难于冒撰”的说法中肯有理，笔者十分赞同。只可惜的是，结论前，缺乏具体材料的引证和分析，显得论断突然，不够充实坚挺。这就难免要授人以“妄下推论”口实，实在遗憾！

1994年12月18日，四川省眉山县“刘邦家谱研究会、研究基金会筹备主持人”刘积孝先生，通过邮局寄赠笔者的刘氏《彭城宗谱》说：“十世祖刘备，字玄德，妣孙氏。寿终，葬于四川省白帝城夔府府城官衙，铁礼墓志收茔，永远为记。”据积孝先生材料介绍，刘氏《彭城宗谱》，乃是清光绪丁酉年（公元1897年）二月，由屏山县（今四川省沐川县）人刘义福，从南京手抄回川后，经增补完善的手抄本。该谱记有“从轩辕黄帝—古圣唐尧—夏朝的刘累—汉高祖刘邦—三国的刘备这条根繁衍族系的诸多内容。所记，多与正史记录出入。”

另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米井街15号刘定洲先生，曾写信告诉笔者，他手上有部《刘氏纂刻族谱》。谱中，记有刘备葬奉节县城内的记录。因未抄赠，故无法引证分析。但是可以肯定，所告信息绝非虚假。

上举诸谱，显然不是现存刘氏宗谱全部。这些谱录，各地，内容和文笔差异明显。详略取舍，也各不相同。从中，很难看出有互抄痕迹。通同作弊作伪之嫌，大可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彭城宗谱》中有刘备“妣孙氏”的说法，与正史记录殊异特远。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内，虽有“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孙）权畏之，进妹固好”的记录，孙氏却非刘备生前策封正妻和刘禅追尊的先皇后。孙氏的生平事迹，在《三国志》中也无更多的记述。《彭城宗谱》以孙氏为“妣”，显然内中是别有隐情。度之以理，笔者以为该谱的修撰者，可能是刘永或刘理的后人。而刘永或刘理，或其中一人，或他二人，实系“孙夫人”所生。若非如此，是绝不会有如此乖悖正史记录，不尊穆、甘二皇后，反而以孙氏为“妣”的记录的。

奉节甘夫人墓遗址

据刘积孝先生介绍，眉山手抄《彭城宗谱》，不仅记载详明，而且内容丰富。内中，记录有早年全国五座刘氏大祠堂的情况。内中，有祠联10余幅，含“有成都南门大祠堂的”。这足以证明：刘氏宗谱的修撰抄录者，不仅熟于正史记录，而且对国内各地宗支繁衍情况，也十分熟悉。让人不解和奇怪的是，熟于正史且对宗支繁衍了解较详的刘氏谱录撰修者，说到刘备死后葬地，竟然对成都有“惠陵”，刘备有墓在成都武侯祠内一事，连提都不提。反而异口同声地指认刘备葬地，是在夔州府署后花园中。这种说法若非有十分确实的证据和把握，显然是无法形成的。对此，笔者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几种刘氏宗谱，均系刘氏族人手抄秘***，并非公开梓版面世著作。这样的抄本，数量极少。一般刘氏族人，也难得一见。这样的秘笈，在社会上根本谈不上有多少影响，更无能力与影响及于全国公众的正史记录相抗衡。所以，它也就无法消弥正史记录的影响，达到弄虚作假，欺蒙世人的目的。既无此作用，撰谱者事前若无真实凭证和依据，是绝不会不尊正史而别生枝节，另造谎言的。常识告诉人们，对中国人来说，祖茔葬地是十分严肃而神圣的，不容人冒犯和侵凌。修氏姓宗谱，记祖先葬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族众后人永记好找。便于族系后人能准确无误地去寻根问祖，对祖茔进行妥善保护，能经常去祭扫凭吊。如果刘备实葬成都，“惠陵”在正史中又记录明确。武侯祠内刘氏墓，更历受官家保护，易找易寻，祭扫方便。无论是对祖先的尊崇也好，也无论是对族系后人负责也好，刘氏宗谱的撰修者，若无十分明确的理由和证据，是绝不会再假造一个刘备葬地，将刘备墓指认到无明显茔丘标记可寻的奉节县城内来的。这是因为，谱录乃传后权威之作。如果故意造假，谬误代传，真正上当受骗的，就绝不会是社会公众，而恰是刘氏子孙后人。度之常理，刘氏宗谱的修撰、主持者们，又怎能不顾这严重后果？又岂愿承担这无任何价值意义，而只会落下误乱先茔葬地，欺蒙族众和子孙后人的千秋骂名呢？问题已十分显然：刘氏宗谱各手抄本，不管它们成于何朝何代，也不管所记其他内容真实性是否经过考究，其在先茔葬地、葬制、葬式上所记，应当是较可信的。刘氏谱录中不记刘备葬成都“惠陵”，只记刘备葬在奉节县城内府署花园中，完全摒弃正史说法，显然是有其铁证和把握的，犹应得到人们重视。

第二，在谱录中，于某些史实问题上故意虚假作伪、悖谬正史的事，学人于研究中，也常有发现。如酉阳面世的《冉氏家谱》，就存在硬拉历史上名声昭著人物“冉雍”“冉求”作族祖的史实。不过，伪造族系祖源与造假祖茔葬地，却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综观学人研究成果，至今也还未听说过有于家谱、族谱中，对先茔葬地、葬式作伪造假的事。因此，我们不应以谱录中常见有祖源籍地造假作伪的问题存在，从而就推论认为：刘氏宗谱中所记刘备葬地，虚假不实。

第三，刘积孝先生材料中说：《彭城宗谱》手抄者刘义福，是四川省屏山县石堰乡（今沐川县舟坝镇）书香世家子弟。因“唯恐宗脉失传”，才毅然只身赴南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失落的原本宗谱。” 这充分证明：《彭城宗谱》与《总谱》、《考订谱》等一样，撰谱前均“有所本”，并非凭空捏造。所记先祖茔葬情况，葬地葬式等，显系祖传定说，很古。这种祖传定说，既悖于正史，又刘氏族系先人，其真实意义，不很值得人们重视么？

说到实物证据，笔者揣度，谭良啸等先生所索要的，必定是地下实际发掘成果。这样的成果，奉节县目前确实没有。就是被谭先生肯定的成都武侯祠，也同样没有。正因为还没有这种定论性的实物证据，笔者也才敢于提出作史疑讨论。讨论中，笔者虽提出了个人的认识和理由，供学人研究批评。却没有如谭先生那样，完全肯定和强令世人信从。就态度而言，合于治学道德规范。谭先生的指斥，请恕我不能接受。

就事实而言，与成都武侯祠不同的是，在确定刘备葬地真假上，奉节县虽贫困落后，缺乏资金、技术和专门人才，也还尽力做了一些初步的探测性工作，并已取得了可喜成果。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4月25日第四版消息：“今年初，奉节县请来安徽省文物探测队，使用超声波开展物探。发现在县府机关所在地底下，埋***着两个建筑结构，分别为18米至15米长，约5米高。”这次物探为时一天多。当时，大院内的人们并不知是在做什么。事后，才听说是在探测寻找刘备墓。笔者时在县地名办任职，经托人，还抄绘了一份反应峰值图收***。前不久，国家科委文物探测队在探测了云阳县故陵古墓以后，顺道来奉节。经地方请求，用更先进的仪器测试，证实安徽队探测无误。奉节县政府地下，确实有埋***建筑物。

四川广播电台《四川各地》栏目，1986年4月26日也报道说：“在奉节县委第二招待所地下（原夔州府衙后花园汉昭烈甘皇后墓外），约15至20米深处，发现办公桌大小，位置略微倾斜的铁块。据初步分析，这可能就是刘备家谱中所载‘铁墓志’。”这一经仪器测知，深埋地下的铁块，是否就是刘氏宗谱所说“铁封其墓”和“铁礼墓志收茔”？判说似嫌证据不足，断言也还为时过早。由于甘后墓地上部分早在1958年基建时拆除，基址处已建高楼，发掘实非易事。因此，地下建筑结构也好，埋***铁块也好，是否真如《人民日报》和四川广播电台所说，奉节县政府地下埋***着的，就是见于刘氏宗谱记录，有民间古老传说证明的刘备真墓？仍还有待国家正式发掘，才能作最后证明。

二、刘备葬奉节，有其客观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诸多内在原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付。夏四月，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又说：“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秋八月，葬惠陵”。

永安宫

《先主传》所说“永安宫”，在今被淹没奉节县城内师范学校处。宋时为州仓，明清时为府学基，地方志内有明确记录和指认。依《先主传》说，刘备是旧历四月病死的，时在初夏。停尸约一月，五月份，才由永安起运，至八月才运到成都安葬。运尸期间，正是盛夏酷暑。就地理环境条件而论，在那样古老的年代，在十分落后的水陆运输条件之下，于盛夏酷暑能将死尸保存两三个月，还要露棺转运数千里，不仅难于办到，而且简直是一让人难以思议的事情。

奉节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边缘，去成都水旱里程，都有数千余里。山环水抱，途路崎岖，滩恶水急。奉节至重庆渝中区一线，基本上是在高山环绕之内，空气流通极为不畅。受逆温效应影响，闷热潮湿，是有名的火炉之区。到了旧历三四月份，室温通常都在25-30℃以上。室外高温，至少也在35-40℃左右。四月份以后，雨季长达数月。到了五六月份，烈炎毒日，室温往往超过40℃。这段时间若死了人，处理得法，保存一两天或许不出大问题。时间稍长，就是有现代冰镇技术和防腐措施，也保不住会尸水长流，腐烂发臭的。至于停尸一月，还要在烈日暴晒之下，装棺运尸数千里，时间长达两三个月，这说什么都难于办到。

奉节与成都（红线为重庆范围）

谭良啸先生认为：两汉时，我国已有了十分先进的保尸不腐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能***于地下千余年不腐不朽，就是明证。马王堆女尸尚能保存，一国帝王的刘备尸，保证其长期不臭不烂，更非难事。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两汉时有较先进的保尸不腐术存在，这确是事实。可是必须明白，所谓“先进”，只是相对而言。无论怎么说，当时的保尸防腐术再先进，也不会比现代防腐术高明。现代人都感到难办的事，两汉人就未必做得到。西汉迄今已两千余年，具有如马王堆女尸地位、身份和财力、技术条件的人，死的何止千千万万。然而，能不腐不朽***于地下保存至今的，又有多少？何况，马王堆女尸与刘备之尸，在死时更有着环境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条件上的巨大差别，它们又怎可同日而语呢？其实，马王堆女尸和其他已知古尸一样，能存留地下不腐不朽，就历史和全国而言，都只能属于偶然和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用汉墓个别女尸不腐不朽保存千年的事实，是不足以证明刘备之尸，就能在酷暑高温期间，安运成都埋葬的。笔者更认为：以刘备死时所遭际到的恶劣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军事、经济条件而论，刘备尸身的处理问题，不仅难与马王堆汉墓女尸相比譬，而且也无法与秦始皇和汉武帝外巡而逝，能尸运京城安葬的历史事实相比譬。若说两汉后的帝王均有条件保尸，这也确是事实。可是，真能存尸传后的，在历史上又发现多少？所以，笔者以为谭先生的认识和主张，就整个历史事实而言，是不足凭信的。至少，笔者万难认同。

就历史实际来看，造成刘备葬奉节的原因，除环境地理和气候条件之恶劣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他当时所遭际到的政治、经济、军事险恶处境促成的。

刘备是战马上的皇帝，绝非一般平庸无能之君。终其一生行事，敢于说刘备应是三国政治、军事人物中，有较杰出才干的政治、军事谋略指挥者之一。所以，我们研究讨论他一生作为，包括他死后丧葬事处理在内，都应以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实际为基础。不然的话，孤立的、片面的，以一般平庸人物的常见作为和行事标准去衡量估价，就事论事，显然不仅无法说清楚问题，而且极容易犯主观片面和立论偏激的错误。

刘备逝前，因立国不久，国内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加上有失荆州、败猇亭、死大将、兵力困乏、财政窘困、内忧外扰、国势垂危等万般困难，无不使当国君不久的刘备，焦心若焚。退守永安以后，虽有刘禅成都监国，但主要的还是靠他运筹一切。一方面，要设法筹兵筹饷，亲自承担守护国门重地之责；另一方面，还要时时防备吴魏结盟夹攻蜀汉和国内一些不轨之徒，趁机内乱。此外，还要设法克服失荆州、败夷陵以后给蜀汉政权所必然造成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困难。要安抚将吏和民心，尽力稳住政局，让蜀汉政权保存下去。如此重负，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刘备能在精神上、身体上撑持住一段时间，实非易事。这充分显示了他政治家，特有的气质和才干。

时局的发展，出人意外。曹丕未听从手下建议，盟吴攻蜀和先灭蜀后灭吴。反而派大将曹休等人，提兵南下直接攻吴。逼迫孙吴从自身的安危和前途着想，主动与蜀汉和好。这在政治上、军事上，无疑是帮了刘备的大忙。使他压力陡减，有了医治战争创伤、平息内乱和处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紧急要务的时间和条件。此时，国内如汉嘉太守黄元一类的叛乱，已基本平息。照说，刘备已有了将护关守隘任务交由手下承担，自己则可赶回成都政权中心地，去料理那些急待处理而又纷乱如麻的军国政务。然而天公不作美，因忧心和操劳过度的刘备，却不幸在永安病倒了。

初始生病，刘备也并非就行动不得。他完全可以在手下人护送之下，赶回成都。可是他仍旧未走，而是在永安长驻下来。直到死，未再离开这国门半步。究其原因，显然是有如下多种考虑造成的：第一，刘备若带病上路，关山阻隔，途程坎坷。车船鞍马劳累，旷日持久。若途中病情加重，甚至发生意外，不仅国丧震动，会影响蜀汉政权全局，而且也来不及处理好军国急务和安排好蜀汉政权未来，使蜀汉政权的后继者难办；第二，刘备若于归回途中病故，就会给国内外敌人以乱蜀亡蜀的大好时机。蜀汉政权所面临的，将会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和灭顶大灾难。吴人求和，全是迫于曹魏压力的权宜之策。若压力消失，甚或曹丕改变态度和策略，变攻吴为盟吴攻蜀。孙吴定会撕毁盟约，趁刘氏蜀汉政权内部不稳国门空虚之机，重新西攻。刘备走后或病故于途中以后，留守瞿塘国门的兵将，能否安护？实无多少把握；第三，刘备主政西川和立国巴蜀，总算起来不过三四年时间。政权组成人员中，多是收降刘璋旧部。这些人对蜀汉政权的态度和忠心如何？刘备登基不久出征，未及考察。如病中归返，途中会不会再发生如黄元一样的变乱？谁也说不清。如归返途中真有变乱发生，所带残剩兵将中的较精锐部分，又已留在了永安守护国门。剩下残弱，实在无力应付。即使成都发兵救援，也不一定来得及。若如此，则势必置身于进退两难境地，显然是要冒政治上的极大风险；第四，终刘备一生志向，是要复国兴汉，“以还旧都”。况还有复荆州、雪夷陵败兵之耻等重大心愿，未能实现。因此，长驻国门，正好向手下和国人充分表达不达目的，死不还都的决心和勇气。这样，既可激励士气，安抚民心，稳住政局，又可示敌以威。使他们不明虚实，不敢轻举妄动。

病情加重以后，刘备自知难久人世。于是，他从国家政权的未来安危着想，充分利用这最后的时日和他政治权谋家的智慧和才干，对蜀汉面临的紧急军国政务和未来人事、要务以及身后诸多事务，一一做了妥善安排和处理。本来，这些决策，他完全可用书面“遗诏”的形式，向刘禅、诸葛亮和群臣布置交待，让他们遵照去做。然而，出于特殊政治谋略上的考虑，刘备未如此做。而是将政权未来的核心权要人物，从成都召到永安身边，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面“托孤”，当面布置、嘱托、交待和处理安排。“托孤”内容，史书记述极其简略。显然，是有不少内容为陈寿所无法了解。且陈寿曾为蜀臣，为晋写史是有所顾忌的。因此，千百年来，世人只知“托孤”故事的忠义悲壮，却极少人注意到，在这场悲剧发生过程中和前前后后，还必然地存在着关系蜀汉政权存亡和未来的诸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内容，以及伴随“托孤”交权而由刘备所精心筹谋的激烈政治拼杀和权谋较量等内容。更少人想到，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精于政治事务处理的刘备，对自己身后诸多国事、家事以及自己的葬事问题的处理，都必定会于生前精心安排布置的。因此，在刘备的葬事、葬地讨论上，去谈论诸葛亮的责任问题，甚至于以诸葛亮不会“弃君尸国门”（谭良啸语）的立论，来否定奉节会有刘备真墓的想法和立论，显然是错误的。

刘备永安宫托孤

刘备“永安宫托孤”，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其一，凡熟于历史的人都清楚，旧君谢世、新君初位时，常会发生政治变故如“宫廷政变”一类。和平时期，尚且难以避免。何况当时的蜀汉政权初创，组成人员有旧有新，较杂。加上又有失地败兵，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成堆的困难和问题。政权交接期间的政治变故会否发生？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和准确回答。政治家的刘备临终前，为了一家天下的安危和前途，自应要做好防范性安排和处理。召政权核心重臣到永安，让他们远离政权中心地。在权力交接时若真有变，不会马上危及权力中心。留守政权中心的刘禅等人，也便于设法应付。如果事变发生在政权中心地，这些远离在外的权要重臣，从自身的政治前途考虑，也必定会设法平叛，以维系蜀汉政汉。其二，诸葛亮、李严二人在蜀汉政权中，既是睿智谋略之士，国家政权依重栋梁重臣，又各是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诸葛亮所代表的，是随刘备较久，由荆州入川的势力；而李严，则是原蜀主刘璋手下收降势力代表。召此二人到永安，均托付安国重任，这既体现了刘氏政权对两派势力无所轻重、公平相待的诚意。使其放心、安心，可稳定内部，巩固政权。又能让军政权力重臣，驻镇国门，指挥防务，让内外敌人震慑，不敢轻举妄动。其三，是让刘备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能与国家权谋重臣一起，认真仔细地研究处理好军国急务以及未来安排。尤为重要的，是要对政权未来的最终托付者，进行政治意向上最后地、过细地、比较放心地考察，以便做好蜀汉政权未来人事上的妥善安排。

诸葛亮才智过人，抱负远大。三顾草庐以后，为报刘备知遇之恩和实现其政治抱负，他倾其所能，施展文韬武略，通过联吴抗曹、赤壁之战、取荆州、收西川等一系列作为，充分表达了他对刘备事业的赤诚忠心和坚定信念。可是，毕竟他跟刘备时间也并不很长。况且在政治上、人事关系上，他与曹魏、孙吴还有所牵连。在荆州问题的处理上，他明知曹魏、孙吴都有必争必得之心，可离去时，却草率轻敌。以至用人失当，不仅使荆州轻易丢失，造成蜀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巨大损失和创伤，而且还使刘备连失爱将并遭致了军事上的夷陵惨败，面临政权覆亡的危险。出兵伐吴，刘备原本一时气急意气用事，属下多有冒死阻谏的。可是，主要谋臣的诸葛亮，却态度暖味。不置一词，不出一谋，更不坚决阻拦。诸葛亮如此态度和作为，非比寻常，这又怎不让刘备生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刘备“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话中，意然以曹丕篡汉事譬诸葛亮，明显地是对其不放心。是在做政治上的试探和最后的权谋较量摊牌。用意和目的，就是要逼迫诸葛亮当众剖明心迹。虽史无记录，却可从政治家一般的行事作为估量，刘备说此话前，必定已有其他布置和准备。若诸葛亮表态暧昧或稍有异心异志流露，刘备定会将他一杀了之的。历史上为了一家天下的长远利益和安危，政治权谋家是从不讲仁慈和宽厚的。处于逆境中的刘备，更不会例外。否则，曹操也不会赞其为“人杰”，世人也不会视其为“枭雄”了。

诸葛亮，也是政治权谋大家之一，又怎能不明白刘备话中的深刻用意？他当即表明了，始终效忠蜀汉政权和事业的誓愿和决心。基本上，消除了刘备的疑虑。将政权安危和未来，托付给了他。但是即便如此，刘备也未完全放心。在政权人事安排上，仍做了防范性处理。这就是选择刘璋旧臣李严，与诸葛亮共主国政。这种人事安排，既可使收降臣将得到安抚，更加忠心蜀汉。又可牵制诸葛，平衡其权，以防其未来有变和功高震主。李严日后多方掣肘诸葛，并有劝进“九锡”的政治作为。这些，都极大可能是刘备逝前对李严的单独布置和交待。只可惜的是，史中记“托孤”事太简太略，且十分含混。因此，有关这次政治大悲剧的诸多重要情节和内容，我们是无法知道了。

事实证明，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心，确实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逝前对他的疑虑、担心和防备性安排，似乎多余。然而，我们看事绝不应如此单纯和片面，就政治权谋家的处事准则和应有作为评判，刘备的处理和作为，显得合情合理，十分自然，无可指责。只是，若从这一角度研究和考察历史，笔者认为，人们在李严问题的研究评价上，似应公允一些才对。

诸葛亮、李严等人到永安，与刘备共处了一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刘备对国事、家事和身后诸多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必定会与诸葛亮、李严等人详细而认真地研究。十分自然，在刘备自知难久人世之后，必然要对死后的丧葬事务、葬制、葬地等，亲做布置和安排。可以肯定，刘备逝前殚精竭虑的事，绝不只《三国志》所记“托孤”内容。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危的逝后葬事处理等问题上，必然地留有遗愿和布置交待。就正史记录来看，迎刘禅生母遗骸入蜀安葬和丧事从速从简，均有刘备生前命令，这有诸葛亮《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可以证明。因此我们坚信，在逝后葬地的选择上，也是刘备自己的决定。诸葛亮等人只是遵刘备遗命办事，根本就无“弃君尸国门”（谭良啸先生语）的责任。

身葬永安，这对刘备和刘氏蜀汉政权无所损。相反，是大有益于政权安危的事。因为刘备和蜀汉政权之志，是要复国兴汉，“以还旧都”。就成都而言，它只是创业的根基，并非终极目标。因此，刘备葬永安、葬成都、乃至葬身蜀内其他地方，都只能算作“暂厝”。一旦复汉成功，归葬祖茔或旧都，这应是必然的事情。就“还旧都”方便而言，永安优于成都。所以，死其地而暂厝其地，也就十分自然。何况，以当时蜀汉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险恶处境而论，加上刘备所处逝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如此恶劣，为了政权的安定和稳固，创业者的刘备又岂会允许政权的后继者，为其葬事大操大办和用巨大花费，十分费时费力地将尸身远运成都安葬？葬身永安，这既免去了刘禅、诸葛等人护丧扶柩以及保尸的百般困难，又可使诸葛亮、李严等人，能迅速地将主要精力，用于料理紧急军事政务之上，以救危亡，稳定政权，使蜀汉政权转危为安。葬身永安，更可激励刘氏子孙和臣下，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国耻大辱和复国兴汉大业。还势必使蜀汉政权的后继者，将拼全力保护国门重地安危，就犹如刘备自己在护守国门一样，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国创业之君的宏伟气魄和大无畏英雄气概。

有学人认为，刘备葬成都，正史中已有明确记录，绝不会假。这是较片面的认识和想法。在《三国志》中，曹操邺城墓也同样记录明确。历史上，曹操“七十二疑冢”也曾一一被人发掘过。可是，至今也无一是真的。曹操究竟真墓哪里？无法破解，成了学界和世人的一大史学难题。比较起来，曹操死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环境地理气候条件，较之刘备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晋又是直接承袭曹魏的，作为晋王朝史官的陈寿，所阅曹魏文书档案更多更详明。所了解和记录到的史实，应更准确清楚。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这不充分证明：《三国志》与其他正史记录一样，同样存在记述不确和误记、漏记以及有让人怀疑、商兑处么？从学人研究成果来看，三国帝陵葬制的一大特点，是不封不树，地面不留表记、坟丘和园陵。曹操“七十二疑冢”之假，不证明了成都武侯祠内“丘阜岿然”的“刘备墓”，应是假的么？

武侯祠内“惠陵”

刘备葬奉节除有上述事实和政治、经济、军事理由可以证明外，还有旁证材料可以根寻。刘备死后，诸葛亮等很快离开了永安，返回了成都。可是，政权核心人物的第二把手李严，却较长期地在国门处留驻下来。他留永安做什么？很明显，是要镇守瞿塘峡这国门咽喉。然而，从李严日后移镇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有“营江州大城”的记录来看，李严显然长于营造设计指挥。他长驻永安的另一重大任务，勿容置疑，就是精心营造刘备夫妇地下墓。再有，诸葛亮一心遵刘备遗愿遗志，在国内政权稳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以后，在取得南中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他五出祁山，六攻汉中，竭尽全力要复国兴汉。但终因实力不够，事业未成，最后病死渭原。诸葛死后遗命，尸身不运回蜀中，而是葬于蜀汉又一国门重地定军山。诸葛亮如此作为，人们不正好有理由认为，他是在学先主榜样么？

三、武侯祠内，最有可能是刘禅夫妇墓

刘禅为西晋王朝俘虏后，被迁往洛阳。册封为“安乐县公”，后死于洛阳。刘禅死葬何地？与三国时各亡国之君一样，《三国志》中没有说明和记录。对刘禅的葬地问题，也不见有人追寻探讨过，已成为历史之谜。

1994年12月22日，即《刘备之墓从头说》一文发表后才五天，笔者就意外地收到了刘积孝先生寄来的几份材料。材料中介绍：刘义福于光绪丁酉年二月从南京手抄回的《彭城宗谱》中，“共记载了三十二位世祖。其中，刘邦排在四世祖位置，刘备为十世祖。这三十二世祖，都详细记载了配偶、出生和死后安葬地点，多数是公妣合葬一穴。刘邦葬于沛县良岗村黄龙洞，吕后亦同葬一地。葬于沛县的，还有惠帝刘盈、景帝刘启，而《史记》则无此记载。刘备死后，葬于四川白帝城夔府府城。刘禅死后，葬于成都长安大路边双飞蝴蝶穴，公、妣合葬一穴。”

笔者不是成都人，亦未在成都工作过。对于成都的市镇建设和路街发展变化历史，无所了解。手头资料有限，因此，《彭城宗谱》所指称的“成都长安大路”究在何处？无法查对核实。不过，结合刘积孝先生材料中提供的有关《彭城宗谱》所记刘氏“成都南门大祠堂”的相关情况判断，一般来说，祠堂与祖茔地近。因此，刘禅夫妇合葬墓在成都南门一带，显是可以认定的。武侯祠内墓，正在成都南门外。若它不是刘备真墓，从多种情况分析判断，它最可能就是刘婵夫妇的“双飞蝴蝶穴”了。

《蜀中名胜记》卷一说：“《周地图》云：‘先主祠，在府西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修立，而规制卑小’。至唐，相国李回在镇。更改置守陵户，四时祭祀。”

“天子卤簿”，即天子巡行的仪仗队。后周前，在蜀立国为天子的，除刘备之外，还有公孙述、刘禅等人。齐高帝所梦，未必就一定是刘备巡行的仪仗队。历史记录说明，《周地图》所说，由傅覃修立的“先主祠”，就是始于后齐的刘备祭祠。发展到现在，已与武侯祠合并。又因唐朝人特重诸葛武侯的缘故，祠庙名称也直改为武侯祠了。

从上引知道，齐高帝时由傅覃修始建的先主祠，“规制卑小”。所谓“惠陵”，显然也不大。与刘备所具帝王身份，明显不合。就是经历代培修而保存至今的成都武侯祠（先主祠），特别是祠内之墓，可以肯定地说，较之后齐、后周和唐时所见，必定大了许多。但仍然“规制卑小”，难与刘备帝王身份合。这种“规制卑小”的原因，谭良啸先生以为：是因刘备死时蜀汉财政困难所致。这种认识和说法，实很片面，难于使人信服。须知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在刘禅、诸葛亮等人的苦心经营之下，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有所恢复和发展，还兴盛过一段时间。刘备死时虽有财政困难而不容大兴土木，但作为开国之君和创业祖茔墓，刘禅、诸葛等人，势必会在后来财政条件好转后，给予按帝陵规制加以增葺扩建。其祭庙，其陵墓，自不应如此“卑小”。以后周人所说“惠陵”“规制卑小”和成都武侯祠内陵墓树封明显判断，它明显不合帝陵规制和三国帝陵葬制特点，不是刘备墓，由是更可肯定。

据历史记载，刘禅亡国降晋后，被敕封“安乐县公”。只食一县之禄，却无任何政治实权。但级别地位，仍较一般官吏高。成都对刘备来说，只是创业基地，并非事业的终极目标。但对刘禅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成都不仅是蜀汉旧都所在，而且是宗庙所在故乡。旧情眷眷，回葬成都，理所当然是其逝前最大心愿。刘禅既死，其早前政治势力又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土崩瓦解，对晋已不构成威胁。让刘禅回葬成都，除了却死人最后一点心愿外，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晋王朝，自会同意和允准。不过，刘禅早已不是国君，而只是晋王朝县公一级的臣下。其陵葬规制、规模，当然只能享受县公一级的晋人葬制规制规模。这种规制规模，理所当然地要小于国君王侯，但较之一般官吏和豪富百姓之墓，规格明显要高，规模自然要大。晋人以讲排场、比豪富、行厚葬驰名。因此，葬刘禅夫妇的晋墓，较之晋后葬蜀的其他官吏墓，会更加显眼刺目。极大可能是后齐、后周人因此而把事情弄错了，误将刘禅夫妇合葬墓当成了刘备“惠陵”真墓。这种误会又经地方志乘图典记录传扬，讹误传承，加上唐宋人对三国蜀汉人物的特别尊崇，很自然地也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成都武侯祠内所葬不是刘备而有可能是刘禅夫妇合葬墓，还只是据刘氏《彭城宗谱》记录，结合武侯祠内陵墓规制规模、葬式特征特点等进行的详理推测。并无特别的凭证和把握，置疑而已。武侯祠内真葬是谁？要揭开这千古之谜，还有待刘氏宗祠后人出来把事挑明和有可能的地下发掘实证了。不过，就前述凭证和理由判断，成都武侯祠内所葬，即使最后证明它不是刘禅夫妇合葬墓，它也绝非刘备真身葬处。充其量，若它真是“惠陵”，也不过是刘备衣冠冢一类的象征性墓。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政治权谋家必然的行事原则决定，刘备身葬夔州府署花园地下的说法，是很可信的。

1.本文源于陈剑老师的《 巴渝人文剑解》

2.本文已获得陈剑老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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