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于嘉靖还是万历，明朝嘉靖和万历是什么关系

明朝实亡于嘉靖、实亡于万历、实亡于张居正等观点我颇不认同。

什么时候开始，有些历史学家不剖析亡国之君及之前一两代人之过（有些亡国之君上台即是傀儡或破亡在即，事实的亡国之君应该是其前任），反而替亡国之君甩锅？或者说看到别人已经剖析得八九不离十，于是哗众取宠？

向前甩败亡之锅，倒查所谓的深层次原因和责任很容易，任何人任何事七拐八拐总能找到因果关联，比人与人之间扯上关系还简单，虽然有传闻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超过六个。无论怎么说，直接原因就是最大原因，拐一次弯已是次要原因，拐十次八次弯更是次要的次要的原因。

如果非扯嘉靖、万历或张居正是明朝败亡之源，那朱元璋才是真正的源头之源头，如果他不建立明朝，如果他不废除宰相，如果他不厚养子孙，等等。

没有创建就没有败亡。二世三世而亡者，责于开创者？四世五世而亡者，也责于开创者？隔了三四代还背锅，谁能预见三四代以后的事？

以后来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对与错，被审视者没有后知五百年的本事，审视行为则是耍流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眼光去衡量一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结果还用得着说吗？

现在判断出来的败亡之根由，当时说不定正是救时之良策。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最恨“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的说法不作为，也不能要求一代人“预见三四代以后可能遭遇的问题，并想出办法或避免或解决”。把谁也做不到的标准要求提出来衡量人评判人，实质是着说话不腰疼式的苛责。

实务中对一项政策的连锁反应能预见十来年就不错了，此后只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大多数政策制订得再好，也只能若干年内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如果不因时因事及时调整，多半负面效应逐渐加大，最终完全背离制订者的初衷。比如计划生育这种几十年前的政策，到现在因为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而被攻击，却没有辩证地看待政策出台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出台后的积极作用，这是偏激的。应该反思的是，政策出台后有没有跟踪评估？有没有根据社会的推进及时调整纠偏？有没有因应变化而校正甚至取消？

不追究全盘接受者的无所作为，而甩锅起始掌舵者的主动作为，多为者多错、无为者无过的怪圈便不断重复。

历史上不少被骂的政策莫不如是，发现不良后果的继承者追根溯源，把一切过错甩锅到发起者。发起者失位，无从辩解。后来人当权，不思己过。

亡国之君及之前一两代人找不到当时的救时之策，前人的基业再好也可能被败掉。据闻崇祯死前悲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依我看，简单总结一下，崇祯仅用人就“七无”：无识人之明（大臣变动快），无服人之德（人才归顺少），无任人之才（选人出错多），无驭人之术（众臣私心重），无容人之量（栋梁自毁快），无聚人之智（迁都共识难），无杀人之威（捐饷响应差），更别说具备其他什么军政雄才大略了。

在族无前辈压制之力、宫无后妃牵制之声、臣无专权擅为之害、民无起义颠覆之忧、敌无全面侵吞之患的情况下即位，在位达十七年之久，依然谋不了事、办不了事、转不了势、成不了势。假如他是二代君王，除非有好儿孙，否则国祚多半也过不了三代。

可见：诸臣未必是亡国之臣，崇祯实乃亡国之君也，放到什么时候都极有可能还是亡国之君！

简介：秋梦悄醉，江西游客游西江，工作之余喜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