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方向什么偏什么，如何解释方向哪偏哪

怎么确定方向什么偏什么

四正四维｜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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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

（缩写本）

提要 在古蜀文化中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都统纳在这个方位系统中。这是一个斜向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主体正向方位系统。不同方位系统的形成，可能分别与天文和地理相关，其深层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两个方位系统有时还会相互融会，都有古今传承的脉络可寻。

［1］两个方位系统：提挈纲维与统领四方

以前在写作科普著作《金沙之谜》时，我注意到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比较特别，与中原古代方位系统有明显区别，觉得很值得 。

我先是注意到在金沙博物馆遗址展示大厅内，有一处特别的遗迹，有7个排列有序的大洞让人望而生疑。发掘者推测原来应有九个洞，在这些洞的底部都发现了残留的朽木，证实它们都应是柱洞。金沙遗址的这些柱洞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立起来的木柱相当粗大。九个柱洞分布在近20平方米的土层中，非常整齐地排列成一个长方形。

成都金沙遗址九个柱洞遗迹

推测这九根柱子支起来的，一定是一个高台建筑物，因为这个建筑正处在祭祀区中心，所以发掘者认为它可能是金沙人的一个高大的祭台，也有人认为它是古蜀“大社”。

如果这是一个祭台，台是西北—东南朝向，这个方向是否有特定的意义呢？有关学者在对金沙祭祀区这九个柱洞进行勘测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测，认为3000年前的古蜀人就能够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判断季节的更替，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每年春分即阳历3月22日前后，初升的太阳正好和祭台的朝向吻合，也许古蜀人正是选择在春分时节，在太阳升起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古蜀王国应当有一种特定的方位系统。这个特定的方位系统是怎样的？古蜀人的特别的方位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可以由古城址、宫殿址、祭祀坑和墓葬的布局方位，来了解古蜀方位系统的具体内涵。

根据初步报道，金沙一带发现的同时代的若干大型建筑基址和数十座一般居址，也“基本为西北—东南向”，而居址附近发现的1000余座墓也是“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如金沙兰苑发现的17座建筑基址，“方向基本呈西北—东南向”。金沙芙蓉苑南地点发掘到7座房址，不是西南向就是西北向，个别为东南向，没有一座是正方向。又如金沙蜀风花园发现的15座墓葬，有6座是西北向，9座为东南向。金沙就是这样，施行的是一种斜向的方位系统。

成都金沙芙蓉苑南地点遗迹平面图

这还让我们想起成都早年的一项发现，那是属于金沙时期的羊子山土台遗址。1953年发现、1956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一座人工修筑的高大的三层土台，这是经科学发掘的少见的大型夯土台建筑，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古代用于盟会和祭祀的礼仪性建筑,是一处四边形高台建筑，它的方位同金沙遗址房址和墓葬一样，中轴方向为45°，也是四角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巧合。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迹 平面图及复原图

古蜀时期的三星堆城，城垣轮廓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正南北方向，而是东北—西南走向。其中月亮湾内城墙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º，北端为32º，只是南端接近成正南北走向。而西城墙呈明确的东北—西南走向，方向为40º。曾被认作祭台的三星堆后来也确定是一段残城墙，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南侧有宽30多米的壕沟。三星堆原本是一条内城墙，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约为北偏西35º，中轴方向为55º。这一段城墙的方向或许代表一个时期三星堆城的建筑选向，后来城墙应当经历过多次修缮，所以平面轮廓显得不很规则了。

广汉三星堆城址地图

三星堆城墙附近发现的两个器物坑，更是以45°角斜向排列，按发掘者的描述是器物坑的四角正好朝着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向。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两坑平面布局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与附近城墙方向大体一致。

广汉三星堆1、2号器物坑平面图

此外在三星堆城内陆续发掘到一些建筑基址，1980-1981年揭露18座房址，多为西南或东南朝向，也不见正方向建筑。青关山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平面呈长方形，也是西北—东南走向，与城址方向一致。

广汉三星堆城内遗迹平面图

由金沙和三星堆的发现看，我们可以确认古蜀存在一种特别的方位系统，它的特点大体是建筑的四角指向四方，完全不同于四面与四方平行的方位系统。根据年代更早的考古资料判断，我们还可能确定这个方位系统具有更古老的传统。

再将我们的视野移到史前时代，看看成都平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几座古城址的方向。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这几座比较重要的古城，也都是呈东北—西南方向布列。宝墩新近发现外城遗迹，内城墙以外四个方向都确认有城墙或壕沟，城址平面形状大致呈不规整的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内城一致，约为北偏东45°，四角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新津宝墩城址平面图

郫县古城考古报告说城址方向为120°，这是指的北垣走向而不是中轴方向，据附图量出中轴方向为北偏东40°，与宝墩城方向接近。郫县古城村遗址发掘几座房址，还有一些方形大砾石坑，方向也都与古城一致。城址中部发现一座长方形大型建筑，方向也是坐东北朝西南，房址内留存有5个长方形卵石台，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

郫县古城城址平面图

史前墓葬在成都平原少有发现，在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清理宝墩文化时期墓葬19座，除一座为东西向外，均为西北—东南方向，头向西北，排列有序。这表明史前墓葬方向的选择，与城址和居址的方向相关。史前末期的墓葬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500余米处的仁胜村也有发现，发掘到小型土坑墓29座，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和象牙等随葬品。墓葬除M5大致接近正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北－西南向。

这样看来，古蜀城垣建筑的方位系统在蜀地应当是形成于史前时代。

另外由成都城内商业街发现的时代稍晚一点的战国大型船棺葬看，也是确定的东北—西南朝向，依然属于古蜀的传统方位系统。那是一座二三十具大小不同的船棺同埋一穴的大型墓葬，墓穴面积达620平方米，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方向为240°，即是西偏南30°或者北偏东60°。可见到了战国时期，蜀国自古传承的方位系统并没有明显改变。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平面图

我们用上述例证对古蜀方位系统作一个概括：古蜀方位选择的中轴方向一般是45°，偏离一般允许在5°之内，即40~50°之间。个别较晚的例子没有控制在这个限度，如商业街船棺方向偏离在10°以内。如果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古蜀这个方位系统其实是更强调建筑“角”的朝向的，这个角古称“维”（详后文），四维朝向四方，而非四面朝向四方。

古蜀时代的这一方位系统，与中原主体方位系统明显不同。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原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城墙基址，但宫殿基址一般是南向略偏东几度。中原地区商代早期，考古所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盘龙城等处的城址和城内主要建筑方向一致，基本都是南偏西几度。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这种偏东或偏西的现象，一时间还被作为区别夏商文化的一个标志。商代中期的安阳洹北商城，方向为13°，朝北略为偏东。洹北商城内发现的1、2号大型宫殿基址，方向均为13°，与城址方向一致。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平面图

中原地区商代晚期主体建筑的方位，多是朝向正南或略偏西南，与城址方向保持一致。商晚期墓葬方向虽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取东北方位”，其实是向北略为偏东，也即是向南略为偏西，与宫殿建筑选取的方位吻合。商代中原区域从早到晚的城邑、宫殿与墓葬都维系固有的方位体系，一直没有明显改变。

往前追溯到史前时期，中原的方位系统从发现的城址看已经确立。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大城址的方向，与其东北方并列两小城的方向近似，均约355°，即北偏西5°；还有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为正方形，方向为6°，城中发现的的两座房址F1、F4的方向也均为6°，房址的方向与城址一致，为正北略偏东。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350°，即北偏西10°。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方向与城墙一致。

研究者所说的南偏东或偏西，其实是北偏西或偏东，一般偏离5~10°。我们用上述例证对古代中原方位系统作一个概括：自龙山文化时期至夏商时期方位选择的中轴方向一般是0°左右，偏离一般允许在10°上下，即350~10°之间。个别例子稍稍超出这个限度，如洹北商城方向偏离越过13°。这是一个正向方位系统，建筑四面朝向四方。

不论是夏的南偏东或是商的南偏西，其实与正南北方向偏离并不是太大，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合并在一起观察，归纳为同一个大方位系统，即正向方位系统，特点是建筑的四面与四方大体平行。而古蜀的方位系统是一种斜向方位系统，可称为第二方位系统，特点是建筑的四角分指四方。

四面八方，在现代这个成语的意义已是比较含糊，一般泛指各个方向。不过在古代它是确指的，四面包纳在八方之内。

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说“四方四维谓之八方也。”所谓四方，实为四面，即东南西北，谓之四正，而四维则是四正之间的位置。所以《诗·小雅·节南山》有云“四方是维”，也是四个方向，但不是正方向。《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这里明确将“维”与太阳的运行 到了一起，可见“维”在古代也是不可忽略的方位。《淮南子》又说“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指出了四维的意义。似乎“四维”之说较早出自《管子》，《管子》非常重视礼义伦理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在开篇《牧民》中提出了“四维”说，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所说的也是引申意义。

维又有边角之意，四维即四角，如《广雅》所说，“维，隅也”。用在方位概念上，正方向之间的方位便是“维”，是相差45°的斜向。

如果形象一点说，大体正方向的之一方位系统可以称为“统领四方”系统，第二方位系统可以称为“提挈纲维”系统。前者强调了建筑的面向，后者注重建筑的角向，方与维的区别相当明确。如果仍以传统的角度看待第二方位系统，那它的四面朝向的正是四维，完全不同于之一方位系统的四正传统。

［2］正向、维向选择的决定因素：天文抑或地理

在人类构造的建筑形式中，方形是成熟的形式。方形建筑出现时，方位设计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圆形建筑也会有方位选择的问题，只是不如方形建筑要求明确。一当方位选择得到认同，方位体系便形成了，这个传统一般不易发生改变。建房，建城，筑墓，都会以这认同的方位体系为依据，这样的体系可以代代相传。《周礼》开篇所说就是要辨别方位，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方位体系的形成原因，似乎非常简单明了。对于正向方位系统而言，选择的理由当然是非常明白的，依据并不复杂的天文知识，便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南北方向。以太阳定东西，以极星定南北。地球的自转运动，造成了太阳的东升西落，东西二向因之建立。又地球自转轴在空间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构成南北二向。因此地球的自转与太阳发生的 ，是人类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由这个角度来说，四正方位的确定，与天文地理都有关系。

确定了四正，也就确定了四维。为何古蜀不采用正南北方向而选定一个斜向的方位系统，当初又是依据什么确定这样的方位系统的呢？

同在太阳下，却做出了不同的方位选择，那就得在大地上找原因了。我们将目光放大到成都平原以外，会看到西北方向有龙门山，西南方向有龙泉山，两山脉一大一小，却大体平行，都是东北—西南走向，今天的成都城正处在这两个龙山之间。

成都附近山势地图

成都平原上的古城与现代成都城的位置，是夹在二个龙山之间，建城设计的方位取向，应当是顺山势而定，是依地理定势为原则，似乎并不与天文相干。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城址呈正南北方向布列，可能还会给人一种不谐和的感觉。近来有人指出，通过古成都的中轴线，正处在天府的地脉中轴上，这个中轴与两个龙山平行，其实这并不是今人才有的认识，古蜀人早就有了这个方位感了。

这个大中轴的方向正是西北—东南走向，居然大约为45°！从卫星影像上看，整个四川盆地并非是圆形，它特别像是一座方城，以广元、达州、泸州和雅安分别为北、东、南、西四维，大约也是呈45°角倾斜。古蜀方位体系就产生在这样的地理态势中，天、人、地合一，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的发展高度。

四川盆地卫星地图

其实选择第二方位系统的并不只限于古蜀人，除古蜀以外，在中原及周边地区发现少量与主体方位系统不同的属于第二方位系统的例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

陶寺城址主体堆积属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建筑基址和墓葬的方位一致，属于非正向的第二方位系统。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城东北汾河东岸、塔儿山（崇山）西麓，已发现城址的北、东、南三面城墙基址，城址方向为315°（一说312°），北偏西45°。城址东北部为早期小城，方向也是315°。西区探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多座，门道朝向东南。此外还有大型宫殿址，报道方向为正东南，225°。为与大城方向偏离90°，应当是偏殿，不是正殿。陶寺城址东南发现大型墓地，1000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或南偏东，也与城址方向一致。

襄汾陶寺城址平面图

显然陶寺城址是朝向正东南方向的，四角向着四正方向，这也就是“维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址东南是崇山（太行山），西北是吕梁山，两山平行夹峙的中间是汾河盆地，陶寺城正建造在这两山间的盆地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山的走势是西北—东南向，差不多接近45°，陶寺城的中轴恰与山势垂直，南北城墙与山势平行。

襄汾陶寺城址附近山势地图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主体堆积属夏文化年代范围，发现商代时期城址、建筑和墓葬等遗迹。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已探明部分东城墙走向为45°，西城墙走向225°，城的中轴方向为45°，四角分别朝向四正，以四维对四正。

夏县东下冯城址平面图

在城西南角揭露一片建筑遗迹，最新的研究认定是一处储盐的仓房。仓房计有40~50座之多，纵横排列整齐，虽无明确的门道判明方向，但由它们的排列和内部构造分析，应当是以面向西南方向规划的，与城墙方向一致。那里的墓葬头向均为西北或东南向，与城址方向一致。

夏县东下冯建筑遗迹平面图

以上这样的一些例证，都与古蜀方位系统具有相似的地理背景，这45°左右的方位倾角看似有些神秘，但都是由古城址所处附近山势决定的。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因为有了固定的方位体系而选择合适的地点筑城，抑或是相反？也许两个动因都有。

正向、维向——之一、第二方位系统的选择，决定性的因素有同有异，光照与季风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地理态势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倾斜的第二方位系统来说，地理应当是决定性因素，山势的走向往往就决定着方位的选择。当然山势也是决定风向的重要因素，风向也应当是方位选择的一个出发点。

［3］古代方位系统的传承

作为个体的人，都需要有基本的方向感，这是行为的制导。组成一个社会的人类，正是认识到了确定自己在空间上的位置，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要，有了这样的需要作动力，才促进了人们对宇宙对大地的认识。

确定并认同了这个空间位置，也就确立和认同了一个方位系统。一个完善方位系统的建立，应当可以看作是某个文明发达的一个象征，因为很多土著民族中原本是没有四方概念的，或者仅有东与西、前与后的方位词汇而已，有的四方概念或者是由其他民族中借用来的，他们的文明处在一种不发达的状态。

世界各地古今的方位系统，一般可以归纳在两个大的系统之内，即面东和面南两大系统，大体是西部世界如中亚远古居民面东，东部世界如亚洲腹地面南，在接合部则两种系统兼有。不论是面东面南，都是在四方概念基础上的应用，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古代，面南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确立，应当符合科学道理。有人会说面南背北的由来其实很朴实，是为着采光和通风的需要。中原地区及邻近大部地区太阳是东升西落，大多数地区的风向是春夏东南风，秋冬西北风，所以南向既可以有充足的光照度，又可以避免直射的西晒，春夏有足够的风通堂入室消暑散潮，秋冬又能挡住寒冷的西北风以护温保暖。

即使是先秦存在的南向系统，仍然可能 于农耕定居在生产生活上对东亚大陆的季风气候的适应。学者们研究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以为先秦城市选址以君王居室之宫殿和祭祀祖先之宗庙的宫庙建筑为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制约，宫庙主体建筑采取南北方向定位。中原这样的传统，应当有了近5000年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以及李白的“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这样的歌唱。

当然，先秦时代所谓的南向，并不是严格的正南方向，我们在所有发现的城址中很难见到正南方向。比较而言，以南略偏西者为多，基本应当是商代的传统。南略偏西即是北略偏东，所以过去有学者研究说商人尊东北方位，注意到商代的城址、大型夯土建筑等重要遗迹的方向是北偏东。由此推定因商族起源于东北的古渤海湾一带，所以商代都城规划中重东北方位的经营，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等莫不如此。不过商代的这个方位传统为后来的城邑规制所继承，应当与商人原有的观念有了不同，或者只是依成例行事而已。严格的正南北向（磁北）的城邑出现于汉代，汉长安城的建制即是如此，从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商代方位传统的影子了。

古代方位系统的传承，还有甚于商代这样的例子。如古蜀特别的方位系统，并没有因为古蜀的消亡而消亡，我们看一看今日的成都街区道路系统图，依然还能看到明显的古蜀方位系统的影响。成都的中轴线是斜行的，走向是由东北向西南，接近45°。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仍然存在。

成都的建城至迟始于古蜀金沙时期，最初一定就是采用的“维向”方位系统，形成偏斜的中轴。这条偏心的中轴以及后来沿这条轴线建筑的秦大城、唐罗城中发展出的方格路 结构，一直沿袭到了明代初年。当朱元璋之子朱椿封为蜀王，在城中心修建蜀王府，蜀王府按正南北中轴线布局，形成类似紫禁城的东西对称的庞大建筑群，旧址正在当今天府广场北端和展览馆一带。虽然现在看到的中心广场是正南北向的布局，但那明显是明代城市改造的结果，是参考了中原古老的主体方位系统。两个方位系统在一个平面上得到了体现，尽管不那么谐和，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传统的交汇。

成都城中轴线示意图

方位体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印记，它传承的动力是非常强大的，不易变改。

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统计，我们知道在古蜀文化中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都统纳在这个方位系统中。这是一个斜向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主体正向方位系统。由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论定，中国古代存在两个方位系统，一是以方、面（中轴）定向，二是以维、隅（对角）定向，分别为之一和第二方位系统。以三代时期而论，中原地区主体属之一方位系统，而古蜀区域属第二方位系统。两大方位系统的形成，分别与天文和地理相关，其深层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处省略注释3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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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四川文物》2011年5期

后收入《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续集》

文物出版社，2022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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